回忆·《我的配音生涯》

苏 秀

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好声音

老陈对待工作一向勤奋，八点钟上班，他总是七点半就到厂了。他也不能容忍别人拖拖拉拉。他要求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八点以前准备就绪，八点钟上班铃声一响，放映员就要立刻放出片子来。有一次，胡庆汉只提前五分钟拿着剧本端着茶杯从休息室走了过来，老陈站在录音棚的大楼门前不高兴地数落道：“你摆什么导演臭架子？就不能早点过来？”

香港著名导演张鑫炎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初来我厂为他的影片《少林寺》作后期配音工作。工作结束之前，他盛赞我厂是“日本效率”，以后又多次来我厂搞后期配音。他后来看了我厂配的日本片《海峡》，说“内地的译制片真是配得太好了，让人感觉就像看懂了原片一样”。

由于多年养成的习惯，我至今仍不能容忍有人误场。1981年初我到上海电视台担任日本连续剧《姿三四郎》的译制导演时，我提出，七点录音，工作人员必须在六点三刻到场做好准备工作，七点就要正式开始录音。我自己也一定提前到场。有时棚门未开，我就立在棚外等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：“老苏来录音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一路小跑的。”还有人说：“跟老苏合作要小心点，那老太婆可凶啦！”有次我跟老陈的女儿小鱼说：“我现在恶名远扬，这都是跟你爸爸学的。”她笑了，说：“毕克叔叔也说过这一类话。”

老陈爱才，我们每个人都经过了他的悉心培养，可以说都是他的得意门生。他为什么要冲我们发无名火，我们当时还不太懂，可后来我终于悟出了其中的缘由。他为译制片耗去了一生的心血，这个厂是他生命价值所在，在他退居二线时，他身体还健壮，足以胜任工作，可政策规定他必须退，因而心理不平衡吧？

当1984年我自己也被“一刀”切出厂时，我终于理解了他的失落。幸而有上海电视台译制部收留了我。

他从来没有配过音。早在我们配苏联片《巴甫洛夫》的时候，让他配一句话，可在正式录音时还说错了，以后便再也不肯配戏了。70年代，我们在译制《巴黎圣母院》时，由于他嗓音浑厚，跟原片旁白的音色很接近，大家一致建议由他担任旁白。他说他的字音不准，李梓说：“这没问题。你录音时我和苏秀去替你把场纠正字音，总行了吧。”大家也起哄道：“行，就这么定了。”到录旁白那天，他把胡庆汉拉进棚去录旁白，还锁上了棚门，惟恐我和李梓进棚去逼着他录。（19）